皇冠足球备用网址点击下图进入官网:
皇冠足球备用网址点击下图进入活动:
皇冠足球备用网址点击下图进入领取彩金:
多盈娱乐|http://dyylyfgb.weebly.com
梦之城娱乐|http://mzcylpebx.weebly.com
008全讯白菜|http://qxbcnnfx.weebly.com
澳门皇冠在线娱乐网址|http://amhgzxylwzpneo.weebly.com
白菜网送彩金100可出款|http://bcwscjkckiemi.weebly.com
齐乐娱乐|http://qlylhgec.weebly.com
会的接触也更为深入而细致。某些有幸燕行的使臣及其随从,在记录中国“见闻”、追思中国“记忆”或描绘中国“想象”②的同时,也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推动了《牡丹亭》的东传,及其相关的文学生产。以笔者目力所及,最早提及《牡丹亭》的朝鲜燕行文人,是清康熙六十年(李朝景宗元年,1721)充任谢恩使团副使的李正臣(1660-1727)。李正臣《栎翁遗稿》卷八《燕行录》所附《前后去来时状启誊本》中,保存了朝鲜使臣誊录的若干清朝“可信文书”,其中一封康熙圣旨有云:“王锡爵行事,汉人亦甚恶之,故作《牧(牡)丹亭歌曲》,极肆诋骂,得此报应。其孙反叛,受贼伪札,称为伐清总兵,不久被擒。朕宥其殄九族之罪,只戮其一身,别无株连。即此王损之负心,可知矣。”③王掞(1644-1728)曾官至文渊阁大学士,以重立胤礽为太子事触怒康熙皇帝,后致仕。他是明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王锡爵(1534-1611)的曾孙,而晚明以来曾流传着《牡丹亭》借杜丽娘还魂,以影射王锡爵女儿昙阳子“升仙”之事的说法。康熙皇帝不知从何途径得知这一传闻,在圣旨中借题发挥,又为燕行使者所直录,以呈报朝鲜国王,这是《牡丹亭》早期异域传播史上的一个有趣细节。
当然,这个细节并无下文,也无助于说明《牡丹亭》是否受到其他朝鲜文人的关注。有据可查的则是,五十余年之后,《牡丹亭》终于被燕行文人带入了朝鲜。李德懋(1741-1793)的《青庄馆全书》卷十九中有一封致清人李鼎元(1750-1815,号墨庄)的信函(《李墨庄》),有云:
东洛(络)山房之别,无论去留,销魂伤心,朱颜堪雕。天寒岁暮,细惟斯辰,起居增卫。不佞下土鲰生,乃敢接武东吴之名士,拍肩西蜀之胜流,谈艺于芷塘之室,订交于鸳港之堂。吹嘘羽毛,洗濯尘垢,莫非我墨庄为之先容,为之绍介。其为感幸,可胜言哉。每与楚亭谈此事,未尝不 足下为人之磊落奇伟,天下之士也。雨村、芷塘两先生信息,其果续续承闻。沈匏尊无恙否?归时不得相别,至今茹恨。幸致此意,如何如何。五言律一首,奉寄左右,聊表深情。伴以香山小笺廿番,匪物为贵,俯念其孤怀,至可至可。姜山、泠斋既得《牡丹亭记》,留为一段风流,使之传致谢意耳。临池神溯。不宣。④
同卷另有一封致清人唐乐宇(1739-1791,号鸳港)的书函(《唐鸳港》),也提到了《牡丹亭》的东传,有云:
不佞之一生未可忘者,吴蜀名士,鱼鱼雅雅,饯我二人,飞觞陆续,颊饱丹砂,轩渠绝倒, 博狗官方体育雅谑淋漓,不知日之将暮,何其乐也。如今索居,回头指点,浑如梦中。仰天长吁,忽自无以为心。岁将暮矣!不审足下动止清吉,阿张兄弟,俱得无恙?种种驰念,不能自已。蔡吕桥、马青田,亦皆平安否?幸为之致意!别后积月,足下之著辑应充栋宇,无由从傍而读之,只自茹恨。或可寄示一种,以替对晤耶?姜山、泠斋,获见足下所赠《牡丹亭记》,深感足下之好奇,遥谢千万。不佞近得一诗,仰寄门下,可知其托情之深挚也。其幸赐和焉。香山素笺廿张伴去,俯纳如何。不宣。⑤
清乾隆四十三年(李朝正祖二年,1778)三月,李德懋以谢恩陈奏使团书状官随从的身份来到中国,同行者还有充任正使随从的朴齐家(1750-1805,字在先,号楚亭)。据李德懋《入燕记》⑥,使团五月十五日进入北京,六月十六日踏上返程,其间,李德懋、朴齐家与多位中国文人频繁往来,包括李鼎元、李骥元(凫塘)、唐乐宇、祝德麟(芷塘)、沈匏尊(心醇)、蔡曾源(吕桥)、王民皞(鹤汀)、马青田(马照)等。“天寒岁暮”、“别后积月”云云,可知这两封信是李德懋回国之后,第一次致函远方的朋友,作于本年年底。考虑到乾隆时期两国人物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使节及其随从,那么,捎信人很可能是前往清朝的三节年贡使团中的某位成员。
这两封信函的收件人都与赠送《牡丹亭记》有关,不过,细究其意,唐乐宇更有可能是主谋。受赠者“姜山”(即李书九,1754-1825,号姜山)、“泠斋”(即柳得恭,1748-1807,号泠斋)却又并不在这次的燕行使团中,这背后事出有因。
就在清乾隆四十一年(李朝英祖五十二年,1776)十一月至次年四月(李朝正祖元年,1777),朝鲜文人柳琴(1741-1788)随进贺谢恩使团副使徐浩修来到了中国,他随身携带李德懋、朴齐家、李书九、柳得恭(柳琴之侄)的诗选《韩客巾衍集》手抄本,拜会了时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四川文人李调元(1734-1803),并因李调元的介绍,结识了时任《四库全书》分校官的浙江文人潘廷筠。李调元、潘廷筠读到这四位朝鲜诗人的作品后,称赏有加,慨然作序、评点,并表示要在中国刊刻《韩客巾衍集》⑦。柳琴回国后,此事在朝鲜诗坛引起诸多回响,也为后来的燕行文人结交清人埋下了伏笔。据李调元《八月二十日奉恩命督学广东恭纪再叠前韵》《良乡留别墨庄》(《童山诗集》卷十九)等可知,柳琴等人返程两个月之后,李调元奉命督学广东,待次年李德懋、朴齐家随使团进入中国时,他早已不在燕京。李鼎元是李调元从弟,大约于乾隆丁酉(1775)年进入北京,后参加了戊戌年(1778)的会试。据李德懋《入燕记》,李鼎元是在潘廷筠寓舍见到李德懋的。因此,以李鼎元、李调元、潘廷筠之间的密切关系,有理由相信,李鼎元早就获知四位朝鲜诗人的声名。
唐乐宇(1739-1791)也应该早已听闻过他们。唐乐宇是四川绵州人,时官户部员外郎,据李调元《诰封朝议大夫贵州南笼知府唐公尧春墓志铭》(《童山文集》卷十六),唐乐宇与李调元童稚相交,曾为儿女亲家,又同在京城为官,关系密切。据李德懋《入燕记》,朴齐家曾访唐乐宇于四川会馆,而李调元的从弟李鼎元、李骥元当时正寓居四川会馆。《入燕记》记叙了李德懋、朴齐家与唐乐宇的六次见面,李德懋笔下的唐乐宇“通易理律历之类”,又“娴于名物之学”,“其言多考据辨订”,故称其“真博雅之君子也”,对照李调元所撰墓志铭的相关描述,如云“胸罗万卷,兼精六壬五星,并著有《奇门纪要》。常于琉璃市得西洋浑天铜仪,购归,排列敷衍,遂通勾股之法”,李德懋“深感足下之好奇”的赞叹,显然并非虚与委蛇之言。
就在《唐鸳港》这封信中,李德懋还表达了想读到唐乐宇著述的愿望。据李调元所撰墓志铭,唐乐宇病故后,“诗多散轶”,这或反映了唐氏其实声名不广,并非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⑧。然而,与唐乐宇短短二十来天的密切来往,显然给李德懋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两年后的李朝正祖四年(清乾隆四十五年,1780),朴趾源(1737-1805)跟随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来到北京,特意遵李德懋之嘱去唐府拜谒,事见朴趾源《热河日记》之《关内程史》。
李德懋并没有明言“《牡丹亭记》”的文体性质,更没有提及其作者,但我们注意到,他对作为一种戏剧文体的“传奇”的基本体性、特征其实并不陌生。在勾辑中国文献而成的《磊磊落落书》(《青庄馆全书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七)中,李德懋曾提到数部传奇,如云间道人“精于《牡丹亭》乐府”,陆符四岁抗声高唱《杨涟草·传奇》,吴中好事者将黄孔韶父子事迹“编为传奇,演之春秋之社”,黄周星创作《人天乐》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向来以奇幻、风情而称誉士林,李德懋“留为一段风流”、“深感足下知好奇”云云,既折射了李朝后期文人对中国戏曲基本特征的体认,也可与明清中土文人对《牡丹亭》的评价相互对接。作为一次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审美表达,虽然它来自域外,却体现了中朝文人能够共享的一种知识系统和阅读体验。
那么,为什么唐乐宇、李鼎元要向李书九和柳得恭赠送《牡丹亭》传奇?李书九的诗文别集如《惕斋集》(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》本)、《姜山集》(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)中未见到相关记载,然而,柳得恭选录中国、日本、安南、琉球汉诗的《并世集》中,却留下了明确线索。《并世集》编于李朝正祖二十年(清嘉庆元年,1796),录有唐乐宇的一首《别李炯庵朴楚亭东敀》,小传则有云:
鸳港与懋官(李德懋)、次修(朴齐家)谈次,称汤若思(士)《牧(牡)丹亭记》之佳 立博博彩。
懋官、次修以未见为恨。鸳港即命仆书肆中取来,使读之。懋官、次修一读便曰:“殊不见其佳处。”鸳港大笑曰:“公不以为佳,惠风(柳得恭)必以为佳。”遂以其书寄来。⑨
柳得恭曾三次随团出使中国,第一次是在李朝正祖二年(清乾隆四十三年,1778),但行至沈阳即返回,第二次才进入燕京,时清乾隆五十五年(李朝正祖十四年,1790),柳得恭充任进贺兼谢恩使团副使徐浩修的随从,同行者还有朴齐家、李喜经等人,时唐乐宇已经调任贵州。柳得恭此行留下了在热河清音阁和燕京圆明园观看内廷演剧《返老还童》、《升平宝筏》的记录,可见他对中国的戏曲表演有一定的兴趣。此外,柳得恭有一首《送人赴燕求虞初新志》诗云:“送君渡鸭水,戎服折风巾。燕市三韩客,齐庄一楚人。闻鸿紫塞夜,跃马玉河春。绝妙《虞初志》,无忘寄袖珍。”⑩可知,柳氏对正统诗文之外的通俗文学 花旗娱乐,也有浓厚兴趣。唐乐宇“惠风必以为佳”云云,细究之,似早已了解柳得恭的阅读趣味,不知是否与柳得恭的这次求书有关。考虑到汤显祖曾点校《虞初志》,所撰《续虞初志》又被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,而《明史》东传又是朝鲜王朝的大事(参见后文),我们或许可以说,柳得恭与汤显祖之间存在着某种超越时空的文学精神的关联。
然而,柳得恭又称“懋官、次修一读便曰‘殊不见其佳处’”,却值得再予推敲,至少与朴齐家的趣味、性情不符。李德懋在正祖倡导“文体反正”时,也受到过冲击,但大体而言,其文风较雍容端正。而相较于李德懋,朴齐家的文学思想更为开放,对中土风情人物的兴趣也更为多样,这甚至引起了李德懋的不满。他的《雅亭遗稿》中就留下了严厉批评朴齐家的若干信函,如有云:
足下知病之祟乎?金人瑞,灾人也;《西厢记》,灾书也。足下卧病,不恬心静气,澹泊萧闲,为弥忧销疾之地,而笔之所淋,眸之所烛,心之所役,无之而非金人瑞。而然犹欲延医议药,足下何不晓之深也。愿足下笔诛人瑞、手火其书,更邀如仆者日讲《论语》,然后病良已矣。
羡慕中原,嗜好小说,为近日痼弊……此挽回淳古振作大雅之一机会也。兄须十分详审,乃以悔过迁善、感恩知罪之意,结构一篇古文,又或七言绝句十许首,文与诗间,遣词命意务极驯雅,勿或浮靡;字句之间,慎勿犯用俗所谓小说及明末清初一种鄙俚轻薄口气……夫所谓小说者,即演义之流也。以其诲淫诲盗,坏伦败化之具,王政之所厉禁。故吾辈尝与痛恶而深斥之,此不必为累于吾兄,而每恨吾兄为人性癖突兀,生长东方礼仪之乡,而反慕中原千里不同之俗。其所设心,一何宏阔。甚至满洲铁保、玉保,看作兄弟;西藏黄教红教之流,视如士友。世俗所谓唐痴、唐学、唐汉、唐魁之目,举皆集于兄身。此是公案。(11)
以朴齐家驳杂的文学嗜好,以及被李德懋视若病态的对于中国风俗的仰慕,柳得恭《并世集》中“殊不见佳处”云云,不免令后人生疑。朴齐家曾先后四次燕行,没有留下直接记录其见闻的“燕行录”一类的文字,不过,据其殁后由四子朴长馣纂辑的《缟苎集》来看,朴齐家与唐乐宇之间的交流非常深入,完全有可能涉及词曲方面的话题,如有云:“先君记曰:‘乐字号鸳港……明几何之学,著有《东络丛书》二百余卷。戊戌与余订交,家在琉璃厂之先月楼南,与余有乐律问答数千言。’”(12)唐乐宇通音律,其友人李调元所撰墓志铭中也有明确的记载,正可相互佐证。
再核之以李德懋《入燕记》,记“正祖二年五月二十五日”之事有云:“与在先因往唐员外馆论乐,盖从中指一寸为尺之说,以郑世子《乐书》为铁论。”这里郑世子《乐书》,指明宗室朱载堉(1536-1611)的《乐律全书》,清初康熙皇帝敕撰《律吕正义》时已采用其说,乾隆时期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更受到重视,四库馆臣既称其多“精微”之论,又感叹其艰深难懂(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八经部三十八乐类)。我们则注意到,两年后燕行的朴趾源在《鹄汀笔谈》中记载了这样的对话:“宗室大臣未见一河间献王,有谁?郑载堉。余问:郑是何代人。鹄汀曰:前明宗室郑王之世子,名载堉,著《律吕精义》。”(13)《鹄汀笔谈》是朴趾源与中国文人王民皞(字鹄汀)的笔谈记录,显然,对于乾隆中后期的燕行文人而言,朱载堉及其著述、学说还是较为陌生的一种知识,而唐乐宇和李德懋、朴齐家之间的交流能涉及这样一个在当时具有“前沿性”的问题,足见主客双方趣味的相投。据此推测,柳得恭的话未必符合当时赠书的真实情境,不妨视作“一家之言”。
由李德懋、朴齐家带回的《牡丹亭》,是否是这部中国戏曲名作第一次进入朝鲜?限于所见,不敢遽下结论(14)。但大体可推断,这次东传消除了一个朝鲜文人的小圈子对于《牡丹亭》的新奇感。我们注意到,两年之后朴趾源从王民皞那里听闻《牡丹亭》时,已经不再陌生了。事见其《热河日记》之《忘羊录》,有云:
余曰:器譬则谷也,声譬则风也。知谷之不可改,则风之出也无变。特有厉风、和风、猋风、冷风之异耳。由是论之,律之有古今之殊者,无其器改而声变欤?
鹄汀曰:然。律联而为调,调谐而为腔,腔合而为曲。律无奸声而调有偏音,果是一谷之风有厉和猋冷之不同,晓夜朝昼之变焉。此其腔曲之所以情变听移,随时耸沮,而始有古今之异、正蛙之别尔。唐虞之世,民俗熙皞,其悦耳者韶濩之声,则又其所黜可知也。幽厉之时,民俗淫靡,其悦耳者桑濮之音,则又其所黜可知也。如近世杂剧,演《西厢记》则倦焉思睡,演《牧(牡)丹亭》则洒然改听。此虽闾巷鄙事,足验民俗趣尚随时迁改。士大夫思复古乐,不知改腔易调,乃遽毁钟改管,欲寻元声,以至人器俱亡。是何异于随矢画鹄,恶醉强酒乎。(15)
《忘羊录》记录了朴趾源与中国文人尹嘉铨、王民皞的笔谈,其核心是“论说乐律古今同异”。综观这次笔谈,所谓“乐律古今异同”,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领域,而往往延伸为古今风尚流变及其评价的探讨。正是在这样一个带有“价值判断”的话题框架中,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成为论证文学、艺术风尚必然与世推移的重要例证。当然,这个时期的燕京剧坛并非曲牌体戏曲独霸的局面,已面临板腔体的乱弹诸腔的挑战,《西厢记》不受欢迎固然为一事实,《牡丹亭》是否为士大夫所“洒然改听”,其实也是问题。王民皞或也有可能从燕行文人那里风闻过《西厢记》在朝鲜广受欢迎的某些情况(参见后文),因此,他才将《西厢记》与《牡丹亭》相提并论。
借助于清代中叶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,籍籍无名的四川文人唐乐宇,却有幸进入了若干朝鲜一流诗文名家的视野,并在当时尚不频繁的中朝文学、音乐和文化交流中,发挥了中介者的作用。从这个角度看,唐乐宇和李德懋、朴齐家都是《牡丹亭》异域传播史上值得被记住的姓名。
韩国学者全寅初主编的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》著录了三种版本的《牡丹亭》:
其一,署《牡丹亭传奇》,八卷八册,木刻本,玉振堂梓,云“年代不详”。玉振堂不见于瞿冕良先生编著的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(增订版,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)和杜信孚先生的《全清分省分县刻书考》(线装书局2009年版),经检索“高校古文献资料库”、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的“中文古籍联合目录”等数据库,知玉振堂曾于清嘉庆十一年(1806)刊刻了《历代圣贤篆书百体千文》;那么,此本东传的时间,恐在李德懋、朴齐家等人燕行之后,或在嘉庆、道光时期。(16)
其二,署《牡丹亭还魂记》,清光绪十二年(1886)同文书局刊本。据郭英德先生《〈牡丹亭〉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》,此本乃以明万历年间的石林居士本为底本的石印本,流传甚广(17);那么,它流入朝鲜的时间当更晚。
还有一种,署《牡丹亭还魂记》,二卷二册,石印本,有民国三年(1914)序,署“古歙在田氏题”。“古歙在田氏”是清末民初安徽书商唐在田,曾刊刻了《绘图万花楼传》《续洪秀全演义》《李公奇案》等;显然,此本东传的时间当在民国时期。
此外,据韩国学者闵宽东教授的《中国戏曲(弹词鼓词)的流入与受容》(韩国学古房2014年版),该国还存有另外两种《牡丹亭》:一是乾隆乙巳年(1785)冰丝馆据明末清晖阁原本重刊的《玉茗堂还魂记》,另一种是清后期同人堂的木刻本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。
以上五种《牡丹亭》,大约反映了当今学界对韩国庋藏《牡丹亭》版本基本情况的掌握。大抵可以判定,它们都是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)以后才传入朝鲜的,应与李德懋、朴齐家无关。
那么,《牡丹亭》被李德懋、朴齐家带入朝鲜之后,该本是否得到进一步的传播,乃至翻刻?除了《牡丹亭》,汤氏其它“三梦”是否很快传入朝鲜?笔者未见到明确记载,只能先存疑(18)。但点检相关材料,并参以张伯伟所编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》(中华书局2004年版)、全寅初主编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》(韩国学古房2005年版)等,汤显祖诗文的东传痕迹却因《牡丹亭》的流入,而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。
汤显祖的诗文曾多次结集刊行,汤显祖也早已因其诗文成就而赢得了声名,这在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等文献中有所反映,但对于朝鲜文人而言,认知、传播乃至接受其诗文的影响,同样需要一个“去陌生”的过程。我们注意到,李德懋《入燕记》记正祖二年(1778)五月十九日事云“燕市书肆自古而称,政欲翻阅,于是余与在先(朴齐家)及干粮官往琉璃厂,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”,其中就有他在嵩秀堂发现“《玉茗堂集》”的记录。李德懋是李朝宗室,饱学多闻之士,如果《玉茗堂集》在他眼中都属于稀罕之物,那么,汤显祖别集流入朝鲜的时间应该不会很早;即便有之,也不为一般的文人所重视。
而另一方面,正祖时期的朝鲜王室也没有对汤显祖的诗文集表现出明显兴趣。徐浩修的《奎章总目》大约完成于正祖五年(1781),反映“朝鲜时代正祖初期奎章阁所藏中国本”的情况,著录了数十位明嘉靖、万历时期与汤显祖有来往的文人的别集,却不见汤显祖《玉茗堂集》(19)。正祖李祘曾“仿唐宋故事,撰《访书录》二卷,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”(20),然今存《内阁访书录》中,也并无汤显祖《玉茗堂集》。张伯伟教授指出,《内阁访书录》“最初乃一导购书目,但购入后又陆续写提要,成为藏书目录”(21),据《内阁访书录》卷一之“《翰林记》二十卷”、卷二“《历代诗选》五百六卷”等条目来看,该书目编写时曾参考了清初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,而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二十五别集类,早已有“汤显祖玉茗堂诗十八卷,又文十卷,尺牍八卷”的著录。这一反差,多少显示出李朝正祖时期朝野对汤显祖著作的忽视。
然而,年代更后的《承华楼书目》“集类”却著录了“《玉茗堂集》十册”,这是整个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》所见汤显祖诗文集的唯一著录;同书“说家类”,则有“《玉茗堂四曲》八册”的著录,这也是该书目丛刊所见汤显祖戏曲的唯一著录。承华楼为宪宗(1834-1849年在位)所建,反映了当时王室的藏书倾向和阅读趣味。除了汤显祖《玉茗堂四曲》,《承华楼书目》“说家类”中还著录了《聊斋志异》(十六册)、《闲情偶寄》(八册)、《虞初新志》(十二册)、《曲谱》(十二册)等,这种混溶的图书分类与清代中叶的四库观念既有耦合,更有出入,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。
以上说明,《牡丹亭》《玉茗堂集》流入朝鲜王朝的时间可能较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包括李德懋、朴齐家、柳得恭等在内的正祖前期文人而言,“汤显祖”就会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姓名。事实上,即便没有接触到《玉茗堂集》《牡丹亭》,他们也有可能经由其它途径而得知汤显祖其人、其事,乃至得阅其作品。
第一种可能,是经由清人官修的《明史》。清代自顺治年间开馆直至乾